◆来自新华社遍布全国的资深记者的稿件，是我们的重要优势
◆他们刊发在《瞭望》的每篇稿子甚至每个字背后，可能都有深深的思考和故事
周锡生（新华社原副社长）：
我与《瞭望》，结缘已久。《瞭望》创办时，我进入新华社不久，听说这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创办的，由新华社杰出前辈和领导穆青等人领衔，因此必然属于心中的高大上期刊。通过《瞭望》，我学到了很多，感悟了很多，收获了很多。
《瞭望》始终保持了宽广的国际视野与深度观察的视角，坚持了自己的独特品质与品位，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对包括我在内的《瞭望》的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世纪90年代，我相继被派到新华社华盛顿分社和联合国分社工作。那是国际报道的重镇，《瞭望》经常来电约稿，我和分社的记者同事们每次都认真对待，有时也主动写些稿件。
《瞭望》给我了机会和舞台。记得当时国际编辑室的王兰英主任等，经常给予我们指导鼓励，我回国时也总到《瞭望》编辑部，当面听取指导意见，此情此景，至今难忘，感激在心。
——摘自《视界与胸怀》
冯诚（新华社原江苏分社社长）：
因其特殊的定位和传播力，《瞭望》常常承担一些高层领导或权威部门指定的独家首发稿件，传播效果不同凡响。比如我亲历的对南京“彭宇案”在舆论误读严重的情况下，新华社出面所做的权威准确报道，就是由《瞭望》作为特稿发出的。
年10月中旬以后，因广东佛山2岁女童遭汽车碾压而路人漠视的“小悦悦事件”，舆论再次将矛头指向4年前已和解结案的南京“彭宇案”，认为是此案错判产生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不愿做好事甚至见死不救。一些地方出现老人摔倒无人搀扶、做好事反被诬告等现象，也屡被归咎为“彭宇案”的影响。
正在與论持续发酵之时，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新华社主要领导电话，说中央有关领导要求，南京“彭宇案”真相到底如何，新华社做一个权威准确的报道，以正视听，稿件可以通过《瞭望》周刊刊发。总社领导对如何确保真实准确报道提出要求，即通过对权威人士的专访成稿，由总社编辑部门把关，按程序发稿。
接到任务后，我立即传达总社领导指示，安排记者迅速投入采访报道，并提出具体采访要求。几天后，一篇以《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谈：不应被误读的“彭宇案”》为题的特稿发到了总社。年1月16日，第3期《瞭望》周刊全文刊出。
这篇报道通过对刘志伟的专访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报道从事实真相、误读原因、深刻教训三个方面，还原了“彭宇案”的来龙去脉，并鲜明提出“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保障热点案件的公众知情权，妥善处置为当事人保密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关系，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同时，要大力表彰社会道德楷模和先进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引人向上、促进和谐的良好社会环境。”
报道一经刊出，网络及各类平面媒体广泛转载，很好引导了社会舆论，有效消解了人们对“彭宇案”的误读。这也是领导人根据不同媒体特点而善用媒体的一个案例。事后看，此舆情事件，用不着各类媒体一拥而上，由《瞭望》周刊以专访形式发稿，实现了一锤定音的良好引导预期。
——摘自《相伴相助，与有荣焉——结缘瞭望的记忆》
骆国骏（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
据编辑部同志介绍，冯瑛冰对封面专题报道的封面图片遴选要求标准非常高，就以《北京接诉即办》这组专题为例，当时美术编辑选了若干幅图片都没入得了冯总的“法眼”，最后还是冯总选定的一幅图片作封面最是传神：北京天坛公园回音壁前，一位衣着朴素的大妈耳贴墙壁，凝神屏气，似乎在聆听着什么……
这个画面的寓意，与北京接诉即办所倡导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理念非常契合，很是切题，令人叫绝。好图定半篇，有了一幅绝佳图片作封面，封面专题报道的一半就成功了。文图互衬，相得益彰，传播效果自然就更好。
事实正是如此。一年来，《瞭望》周刊不吝版面刊发的六组专题报道，在北京市乃至全国，反响强烈。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对《北京接诉即办》组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组稿件策划周密、采访深入，全面反映了北京市在超大城市治理方面的探索和路径，写得很好，感谢新华社对北京市工作的大力支持。
——摘自《瞭望素爱“育新人”》
刘亢（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
《瞭望》四十年正是乡土中国迈向城市中国的四十年。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时政周刊，《瞭望》见证记录了一个农耕大国开启的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我先后在新华社重庆、福建、江苏三个分社工作。每到一地，我都喜欢走街串巷，沉到城市肌理，感受风格各异的人文。“读城”成了我职业生涯一道清晰的脉络，也让我与《瞭望》结缘至今。
城市不仅有当下时代的生动呈现，还有光阴雕塑的历史沿袭。行走在每座城极具个性的市井烟火中，你能从缤纷的色彩里看见她联结的历史与可能的未来。沉浸在这些斑斓生动的图景中，我能感知社会的流变、触摸时代的脉动。
从西南到东南，再到江南，我穿行了不少城市，也为《瞭望》记录了我对他们的观察，比如《宁德启示》《解码厦门》《问道昆山》《南京更新》等诸多封面专题。这些城市报道构成了我职业生涯值得回忆的片段。这些生动的城市面容，鲜活地呈现了中国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丰富表情。透过这些拔节生长的城市，我能看到中国站立的时代高度，能瞭望到复兴征程的绚丽图景。
——摘自《透过城市图景触摸时代脉动》
刘菁（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
到安徽工作后，我仍然割舍不下对“数”读乡村的记挂和再探索再实践。年开春，防疫形势仍然严峻，疫情防控要求下样本调查工作难度加大，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给了我们有力的样本调查协助。疫情对全年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我们调研的目的。我和新同事王圣志、姜刚、程士华以年这一特殊年份种田养猪能不能赚钱为方向，分种田、养猪两类问卷对户农户进行了数据调查，看看疫情对江淮粮食生产和刚从非洲猪瘟疫情中慢慢恢复的生猪养殖业有什么直接、间接影响。样本数据表明，对粮食生产形势，50.45%的农户认为疫情略有影响；关于疫情对用工的影响，17.06%的农户反映影响大，41.47%的农户认为略微有影响。在生猪养殖方面，37.8%的养殖户计划当年扩大规模；25.8%的养猪户预计当年经营收入与上年持平。结合我们深入几个粮食生产和生猪养殖大县的实地采访，我们采写了《哪些因素影响农民种粮意愿》《生猪养殖到底能不能赚钱》一组两篇稿件在《瞭望》刊发。
——摘自《何以瞭望：“数”读乡村五年有感》
刘健（新华社江西分社社长）：
年，我来到重庆市涪陵区焦石镇瓦窑村，采写了新闻调查《“十年卖血村”凸显基层执政乏力》（合作者郭立、陈敏）。
瓦窑村，一个卖了十年血的村庄，上百村民要靠卖血凑够学费、药费和肥料钱等一些日常开销。在这个长期“失血”的村庄里，卖血后晕倒在血站、看到卖血通知就像看到银行取款单的辛酸场景，在村民眼中已变得十分平常。
年，我来到贵州松桃县太平乡的两个“造枪村”，采写了新闻调查《“造枪村”警醒贫困地区路径选择》（合作者张琴、秦亚洲）
其中一个村自然条件极差，人仅有亩田和多亩地，人均不到半亩。村里95%的房子为木房，大多为数十年前盖的老房子。5年村里人均收入只有多元，有的村民连粮食都不够吃。有的村民生病拖了医院就诊，只能找些止疼药吃着；另一个“造枪村”的基本情况是，人均土地只有0.8亩，人均年产粮食只有多斤，年人均纯收入不到元，不通公路，信息闭塞，从乡镇到村里走路要四个多小时。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在某种程度上，贫困成为这两个村村民铤而走险造枪贩枪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
两篇新闻调查在《瞭望》发出后，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当地政府专门制订了相关政策进行帮扶。
——摘自《“瞭望”历史视野中的7个村庄》
唐卫彬（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
“十五”期间，我国可开发的城镇就业岗位约0万个，而新增的劳动就业人口和下岗职工就高达5万人。专家预测，几年之内，城镇登记失业率有可能比当时水平再上升一倍，达到7%；此外，还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就业，本已相当突出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更趋尖锐……
针对这一严峻课题，新华社专门组成“就业问题调研小分队”，集中围绕就业、再就业问题进行一次系统的调查研究。经过两个月的艰辛努力，我们共采发各类稿件近50篇。其中，我和任卫东同志采写的《用就业率考核政府》（刊载于《瞭望》新闻周刊2年第13期），较早公开提出了“应该将就业率作为政府考核目标”这一重要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这次的调研报道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很快，“史上最高规格”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召开。2年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将就业列为政府工作目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努力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认真落实鼓励自谋职业和促进就业的优惠政策措施，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由于有力推动了实际工作，调研组获得社总编室的通报表扬。
——摘自《挺立潮头当时代的瞭望者——写在瞭望创刊40周年之际》
丁锡国（新华社湖南分社社长）：
《瞭望》是时政类新闻期刊， 1年，我和兄弟分社同事一起，就整治形式主义、享乐主义问题，为《瞭望》撰写一组专题报道，既为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画像，又深入探讨有效治理之策。尽管过去近20年，但报道中指出的问题、提出的对策建议，并不过时，至今仍有很强的针对性。
有人将《瞭望》定义为领导干部的案头书，是说她有很高的政治站位、宏观视野和辩证思维。毫无疑问，她是高大上的，但也是非常接地气的，可亲又可近。
3年夏天，我非常意外地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河北石家庄一位老同志打来的。原来，他从《瞭望》上看到我采访整理的一名军转干部的自述文章，组织一些老同志进行了学习讨论。大家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辗转查到我的电话，表达谢意。
那篇文章讲述的，是一名军转干部从人生高处跌落到谷底，在黑暗和绝望中挣扎之后，寻找到心理支点，最终摆脱困境，登上人生新高峰的心路历程。我为文章确定的标题是《当人往下走的时候》。故事主人公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往上走高兴，往下走，心里往往就不平衡。得找平衡，要是不恰当就会出问题。”从军转干部到下岗职工，再到种植中药材领办企业，面对巨大的心理落差，他调整参照系，卸下心中的包袱，重新振作起来。
这样的人生态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的。社会和谐，离不开它。个人心理健康，也离不开它。《瞭望》一双慧眼，发现了这个故事的价值，也为我提供了和读者分享人生思考的机会。
——摘自《有思想永青春》
李勇（新华社重庆分社社长）、惠小勇（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
在与《瞭望》新闻周刊编辑部策划、研讨、写作、编辑《成渝携手新使命》的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瞭望》的品格与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此次报道的核心所在。最初，分社同事们从区域发展的视角得出结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带动西部地区崛起，将破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同时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有利于我国向西、向南开放，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空间。
经过与《瞭望》新闻周刊编辑部的反复沟通，分社同事们才发现自己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看“低”了。编辑部提示，要站在更高的层次观察，一方面要看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向东向大海”，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提出，则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要与中央提出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紧密结合起来。
编辑部的意见可谓醍醐灌顶。记者的视野因此变得更为开阔，观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时间维度，从近五年拉长到改革开放40多年，空间维度从西部地区扩大到全国乃至全球。
经过编辑部与分社记者们的多次研讨，报道的核心观点终于敲定：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提出，意味着在内部经济发展压力加大和外部风险挑战增多的背景下，中国发展方向从主要向东向大海，正在转变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成渝地区将成为继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长极”，将成为撬动西部发展的支点、内循环的关键点和外循环的新起点，极大拓展战略回旋空间，助推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摘自《“瞭望者”的坚守》
郭奔胜（忻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曾在新华社工作多年）：
每当国家的重大的发展阶段、重大的历史时期和重大的会议召开前夕，作为时政大刊的《瞭望》从来不会缺席。
这种国家级的业务视角，必然也会受到海内外的热切 这篇文章经《瞭望》刊发之后迅速地被互联网转载，尤其是海外的媒体全文转载，记得当时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在很显著的位置转发了这条稿件，而且还配发了延伸的解读。我总觉得自己的稿件与《瞭望》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响，还是得益于选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这本刊物的世界影响力。
这样一次经历让我充分地认识到，虽然《瞭望》是一本中文刊物，但在海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后来我也不断发现《瞭望》上有不少稿件都被海外的一些专门网站和刊物转载、引用，甚至评述。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无论我们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一份有国家站位和全球视野的刊物一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自《“瞭望者”正青春》
殷耀（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副社长）:
给《瞭望》写作稿件就要有大思路、大格局和大视角，新华社组织的调研小分队恰恰具备这样的优势，在全国各地采访使我们见识日涨。我前前后后参加过十几次小分队，为《瞭望》写了不少精品稿件。5年我在五大牧区采访，给《瞭望》采写了《传统畜牧业绝处求生》系列稿件，分析了我国五大牧区草原畜牧业的现状和出路；年我和小分队成员采写了《西北调水工程缘何屡成包袱》，揭示了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一批西北调水工程未能实现效益的事实，指出问题仍出在决策的科学性严重不足；8年我和小分队成员 “投入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见效果？滇池污染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当时很多昆明市民乃至领导干部都有这样的困惑，但没有人能说清楚。我和同事陈明昆都是刚入社不久的年轻人，充满了干劲，决定啃一啃这个大题目。我们花了一个月左右时间，走访相关部门、环保专家及农村，乘船进入滇池采取水样，沿着滇池周边的县与乡镇采访调研，实地环滇池走了一圈，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各种垃圾、污水、农药化肥的最终归宿都是滇池，人人都知道这样不对，但又无可奈何。
稿件传到《瞭望》编辑部后，很快我就接到了时任政治编辑室主任刘敬怀的电话，他觉得稿件选题不错，对我们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年轻人鼓励有加，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稿件刊发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在云南省引起了震动。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要求有关部门根据文章反映的问题“逐条研究解决措施”，进一步加大滇池治污的力度，云南省政府专门召开以滇池为重点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治理会议，并邀请我们参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第一次召开专题系统研究高原湖泊治理问题的会议。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采写的稿件还是比较稚嫩，经过编辑部的精心指导打磨，以及借助《瞭望》巨大的影响力，才推动了滇池乃至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治理的进程。作为记者，我第一次充分感受到新闻报道带来的影响力和成就感，第一次给《瞭望》写稿就拿了个好稿，由此信心大增，逐渐成了《瞭望》的“铁杆”。一有好选题、有好线索，首先想到与编辑部沟通，编辑部有想法，也直接指挥我们。
——摘自《永做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李亚彪（新华社安徽分社常务副总编辑）：
在《民营书业搅动出版格局》一稿中，我和同事暗访了在出版发行“主渠道”之外的“二渠道”现象，并披露了民营图书出版“个人工作室”的生存之道，道出了不少行内“公开的秘密”，被地方出版部门和民营书业经营者写信反映是“恶意诽谤”。
在《瞭望》相关负责同志支持下，我和同事不但拿出采访记录据理力争，并积极与出版部门沟通，历时半年才实现和解。这次风波也让我对如何从事舆论监督报道，有了更新的认识。
一位新华社前辈曾对我说，记者的成长有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苍蝇式”记者，被动追着气味飞；第二层次是“猎犬式”记者，学会善于主动出击搜捕猎物；第三层次是“雄鹰式”记者，能从高空俯瞰大地；第四层次是“卫星式”记者，察古观今，纵论中外。
时至今日，我也还远远没有成为“卫星式”记者，可《瞭望》就是引导我成长的一颗卫星，助我观察，为我定位。
——摘自《看见中国看见时代》
苏晓洲（新华社湖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
舍舟登岸，我旋即走访华容县、南县、沅江市等县市。结果发现，当时洞庭湖区捕捞渔民竟达6万人，来自湖南、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川6省。
渔民“上不着天”，在国家公共管理和服务覆盖之外；“下不接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渔民谑称，自己是中国56个民族外的“天吊族”！
调研中还发现这样的情况：东洞庭湖水域鱼贩何老板长期联系湖上渔民，负责为这些渔民运送、赊销生活必需品，渔民则以渔获物抵账。这些渔民中，很多人都欠何老板的钱，欠得多的高达3万元至7万元。由于此前有户渔民在欠款8万元后逃亡，何老板盯渔民盯得很紧。债主和债务人之间，已经有了些许“人身依附”关系……
我们还了解到，由于受户籍限制，东洞庭湖外省籍渔民中仅名办理了农村医保，50%以上的外省渔民没有享受春禁期间最低生活保障；基层政府送的“拜年红包”“低保红包”，很多极端贫困的渔民也没有份……
一幕幕鲜活的见闻，一双双期待的眼睛，令我内心无法平静。我白天采访，晚上在招待所里连夜伏案赶稿。
除了反映“水上人家”生存困境，还结合基层干部和群众呼声，建议国家和地方制定政策、投入资金帮助“水上人家”摆脱困境。
稿子经过《瞭望》新闻周刊编辑部及时、精心处理，刊发后很快产生强烈反响。国家、地方高度重视。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深入湖区走进“水上人家”切身体验渔民艰难，提出要“凭感情、凭良心，下决心把渔民的困难解决好！”
——摘自《守望洞庭湖“人水和谐”助力“天吊族”改变命运》
总监制：陈良杰
监制：夏宇
编辑：顾佳贇
制作：张静、万宏蕾
实习生：王思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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